多年来,在医患纠纷中,主流媒体相对多地同情弱势一方的患者,医生的声音鲜有受到关注。
这也表现在司法环节:最高法规定,从2001年开始,医疗纠纷中要施行“举证责任倒置”——就是要医生在遇到法庭审理医疗纠纷时,提供自己无罪的证据。如果拿不出无罪证据,就可以判定医生有罪。
经过“七年之痒”,这一法律解释也遭遇了巨大的困难——“举证倒置” 的本意是为了保护患者权利,却把医生和患者置于相互对立的地位,甚至客观上加剧了医生和患者相互猜忌、互不信任,事实上进一步导致了医患关系的恶化。
本组文章期望通过换一个角度,对医患关系进行观察和调查,以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医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处境,从而能更加“专业”地看待医患关系这一并不新鲜但仍然存在的话题。
一名妇产科大夫的24小时
“拿起拷机,就像狗一样被叫来叫去。”
“个人爱好?个人爱好就是睡觉!”
“我们的钱都是拿命换来的。”
2008年的一个星期六,雨。上海某区中心医院住院部五楼,十七病区,妇产科。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以一名医学院实习生的名义来到这里,随行体验了一名妇产科医生的值班经历。
“常规”的上午、中午和下午
章青医生30来岁,很瘦。她留一头短发,带着些自然卷,刘海底下配着一双圆圆的眼睛,一双手干燥瘦削,手指很长。
8点15分,章青走出办公室,到了十九病区的护士工作台,拽出放病历的小推车,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
8点32分,她开始查房。拿出病历,敲门,进门,逐一询问里面的产妇,查看腹部的切口恢复状况,检查子宫位置,这就是章青的一整套查房动作。十九病区的都是剖宫产产妇,每检查完一道手术切口,章青都要把产妇肚子上的腹带重新系好。
查房结束,9点10分,章青得以在电脑前坐下来。她登陆病历系统,开始对着病历本往电脑里输入病人情况。看着12本厚厚的病历,告诉记者:“还欠着前天的都没登记完,今天先补上那天的再说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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